退出舞台中央

这些年，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。不再像20年前，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。

“想当年，王海现象，那是不得了的。”武高汉回忆。

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，20年前，当王海作为“打假第一人”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，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，没有哪家报纸、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，“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，几十年来都罕见。”

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，集体讨论“王海现象”。

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，经常是，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，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。

“现在，王海根本排不上号。”武高汉说，去年，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，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，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，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。“跟这个人相比，王海早就不行了。”

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。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。

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（化名）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。“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，如果他不出现，也一定有李海、张海出现。”刘咏说。

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，“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，有时候点到为止。”

“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，就一定是最优秀的？”刘咏反问。

王海也明显感觉到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，湮没、分解了他“第一人”、“斗士”、“英雄”的标签。

他坚持在微博、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，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，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，连“中V”都很难算上；3月12日，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“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，申请召回”的信息，发出48小时，累积评论数为“1”。

7年前，王海自筹经费，去清华、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，让他失望的是，“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，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。”

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“80、90后”，只有两人知道王海；“王海007”的热线电话，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，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。

自己的关注度降低，王海觉得很正常，“打假人常态化了，也就不是新闻了，公众会有审美疲劳。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，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。”

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。“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，保持点神秘感，挺好。”

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，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，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，“没有王总同意，我们不便接受采访”。

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，王海与朋友交往，表现得很谨慎，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。“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。”

但王全忠记得，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，“朋友满天下，知己有几人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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